4)深圳旧刑场_旧重庆刑场的红色掌故(上)_[我拿什么拯救你]我拿什么拯救你快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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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凛若通过父亲的上层关系进行活动,从枪口下把他营救出来。

  不久,穆青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到四川巡视。四川省委因干部奇缺,上报中央后将他留下。正当他代表省委到川南巡视的时候,省委又遭到一次严重破坏: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被捕。穆青急忙赶往成都,组建起临时省委。待出席中共六大的刘愿庵回来后,成立正式省委,穆青担任了组织局主任。

  穆青之死,也是因省委遭到大破坏的“浩池街事件”引出的恶果。

  本来,穆青在1930年3月22日就已被叛徒邹云芳当街指认而遭逮捕,说他就是当局一直想抓捕的中共临时省委书记吕维新(穆青在党内的化名)。但穆青拒不承认,一口咬定自己叫袁雨苍,最近才从上海来到重庆,受上海时闻通讯社之托来川组建办事处,并帮助上海时闻通讯社清理重庆各家报社账目。邹云芳找来一个曾为地下党工作的女青年与穆对质,穆青毫不慌乱,从容地编了一个“桃色”故事,说成是邹君因与他争风吃醋而挟嫌报复。他讲得绘声绘色,审判官们听得津津有味,全都相信了,反而怀疑指认他的邹云芳是想“捕良冒功”。

  穆青先被关押在二十一军军部看守室,他设法托人三次送出密信,向地下省委报告他被捕及审讯情况。随后,穆青又向二十一军军部写了一篇长长的呈文为自己辩护,坚持说是被挟嫌诬告。邹云芳见他如此从容,又找不到像样的证据来印证指控,加上时时担心地下省委对自己制裁,也就再不敢对穆青一案多说什么了。审判官们也完全认为这一案子是挟嫌报复的假案,只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搁置了起来。穆青也被转押到了巴县大监。

  地下省委的营救工作也同时在积极进行。一方面,省委急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转述了穆青“供词”要点,提出“顶好能由中央设法用时闻通讯社来电二十一军军部,证明彼确系该社通讯员,以免久遭羁留,妨碍党的工作”。另一方面,地下党组织安排穆青的妻子王凛若进行上层关系的疏通。

  王凛若当时的秘密身份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局工作人员,公开掩护职业是重庆地方法院推事(法官),是当时为数极少的女法官之一。她的父亲是重庆的检察官,有一些上层关系,同二十一军副官长兼特务委员会实际负责人李根固有些交情。王凛若和父亲特地去拜访李根固,说袁雨苍是他家亲戚,请求帮忙疏通。李根固答应尽力帮忙。了解案情后,他告诉王凛若的父亲,“决保令戚不枪毙”。

  正当穆青脱险有望时,“浩池街事件”发生了。警察当场搜获许多省委文件。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在研究这批文件时,发现了这样一些记载:“自维新被捕钟鸣(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的化名――引者注)被难,常委极不健全……”“自三月二十日起,同志被捕在狱中者省委常委一人……”特务们由此判断:“袁雨苍”是3月22日被捕的,在他之前没有捕获别的人,在他之后,狱中也没有第二个叫“维新”的,因此,袁雨苍肯定就是吕维新。

  至此,穆青的自救和党组织的营救,全都前功尽弃。

  王凛若多年后回忆:“穆青被枪毙在巴县衙门前大坝内,两枪未中要害,补了一刀才绝了气。据父亲密向母亲说:‘嗣良(穆青另一化名)死得真惨,蜷伏在地上像只狗样。’……父亲伪称穆青是他表侄女婿,出面收的尸……我父亲曾亲见他的惨死情景,归来大病濒于死。”

  刘愿庵、穆青等相继牺牲于鱼市口刑场后,新建的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沉痛地向中央报告:这次损失最大的是“全部常委牺牲完”。

  (未完待续

  (责编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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