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治之的味道。
比如我主导置制使府和镇抚府的治所,被移到了徐州,然而徐州又成为了朝廷直辖的归元府,依照制度除了我这个实领的少尹外,头上还有个在广府遥领的正尹,余下的长史、司马、别驾,可都是需要由朝廷直接任命的;
而崔邦弼以行右统制官,领密州守捉使;作为后来者的置制副使刘延庆,则兼任了所谓的青州刺史;赵隆则成了青沂防御使,兼济州刺史;王贵以前军统制兼知淮泗巡防使,名分上还是继续与我淮东脱钩状态。
余下其他的兵马使、团练使、都监、各营正将等将领军吏,则各自按照表现和出力,待到淮军的叙功名单出来之后,国朝再予以审定和封赏,乃至追加抚恤伤亡诸事。
无不是体现出看似公允的编排之下,各种细节上大小相制的用心和蕴意来;比如在恰当的时机,以升官和调整为由,很容易就可以根据这些职分和管辖地,将原本的淮东镇,如今的领淮北道给肢解成,四五个规模更小的地方守臣。
只是在我看来其中大多数的布局和暗手,都已经没有什么卵用了。
至少就现今的格局下,既然王贵、崔邦弼和赵隆都在暗中全面倒向我,或者说是紧密团结在淮东制置使为首,地方既得利益群体和矽统内的情况下;就算有一个态度不明的刘延庆充当异见者,也实在翻不出什么浪花来了。
当然了,因为某种战场上的延迟和阻断,关于魏晨和他麾下河南别遣军的处断,尚且还没有及时得出来,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伏笔和悬念把。
于是作为国朝的随军代表,那位刚刚升任了右班都知、内客省使的大使臣,吴穆吴公公顿时变得炙手可热起来了,因为,送往江宁叙功报赏的名单上,需要他进行初审和副署的。
而对于我而言,同样有许多事后的工作需要处断。
比如收缩大三角贸易船团的规模,以减少运营的成本和损耗;然后从中抽掉好手和船只,来进一步扩大淮东,不,现在应该是淮北水军的规模,以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开源节流。
这一次北伐班师之后,除掉那些沿途征发的民役和裹挟来的人口,如今淮东境内形形色色的各类武装人员,已经达到了近十万的规模。
除了一小部分老弱伤病需要裁汰遣散归乡之外,剩下来其他的编制,也需要重新编派和安置,而不是将这些上过战场,有一定军队服役经验的人手,随随便便的就浪费在田稼里;
至少有了我这次带回来的人口,大量充入编管营之后,普通的工矿农业生产和日常的工程项目,已经不怎么缺乏人手了:因此,这些上过战场的武装人员,完全可以派上其他更多更好的用处:
比如转移一部分到黄河北岸的隶州、沧州、乃至新占据德州境内去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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