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反复重申，这些数据对论文是极其重要的，一定要谨慎，尤其是对于一篇从物理学角度来分析长城历史事件的论文来说。

　　“只有无懈可击的数据才能分析出无懈可击的历史。”米切尔教授把声音提得很高，语气里充满了兴奋，“如果你所提取出的数据无误或者在可以容许的偏差之内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借此还原出那段关于长城的神秘历史，而且比那些人文历史学家更不带有偏见，因为物理学比人文历史更公正客观。”

　　“希望如此。”安达简短地回答，这一次并不是因为冷淡，而是因为他已经晕了头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你选中了我而不是其他人？”

　　“因为你的名字。”

　　“名字？”

　　“是的，名字，ANDA，在中国留学生的资料列表里，按字母顺序排你是第一个，就这么简单。”米切尔教授摘下眼镜，悠然自得地擦了擦，然后重新戴上。

　　到了8月，安达如约携带着一批古怪的设备返回中国，在西吉县与山海关分别做了为期三天的勘察，将到手的数据全部整理成报告，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米切尔教授。后者在四天后将报告邮回到了正在雅典看开幕式的安达住的旅馆，上面用红笔标记出了全部的语法错误，在报告的最后还加了一个C-。

　　安达在雅典看完了奥运会，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新西兰。他抵达的第二天就接到了一封邀请函，上面写着：彼得・米切尔教授将于8月24日在怀卡托大学PWC教室进行一场考古物理学学术讲座。敬请出席。

　　安达如约在8月24日前往PWC教室，作为数据的搜集者，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去聆听一下那位教授究竟得出了怎样的成果。出乎意料，出席这次讲座的人相当多，足有两百多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安达都不认识，因为出席者多是来自物理系和其他理科院系的。那些只看得懂“Profit”（利润）与“Benefit”（利益）的商学院成员不会对这种东西有兴趣。

　　安达进场的时候，彼得・米切尔教授已经开始了他的演说，坐在轮椅上的他今天看起来容光焕发：“……我们知道，人类的声音具有多变性，其频率与声带、颌骨、呼吸道、鼻子以及口腔形状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特定的频率只能由特定的人体器官位置组合发出。我在医学物理领域的天才同事们已经顺利地建立起这一互动关系的数学模型。假定我们有一个已知的声波频率，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电脑软件重现这一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根据声音来描绘出一个人的容貌。”

　　下面的人包括安达在内都被教授这段看似完全无关的话题弄糊涂了，米切尔教授好像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也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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