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后，最后的一个大儒是曾国藩，他的学说重修身待人，由于当时的世界环境，也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只是一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久便至，儒学被推倒在泥坑之中，他的学说，则只影响了包括毛公、蒋公在内的一大批上层领导人。而所谓圣人、君子到底有多高呢，从曾国藩的一件事里就可以看出：他曾经效仿曾参，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如此每天坚持，持续了一个月，最终导致耳鸣、眼蒙，在自我反省中吐血晕倒，因为思虑过甚。而这种严格三省吾身的准则，也是到他老年才能够达到。

　　及至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究其根由，在于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个人可以使出几十人几百人的力量，可以创造以往几十几百人的生产力。而在之前的社会，无论如何，一个人，就是当一个人用的。儒家也好，种姓制度也好，都是属于这种前提下的人治，如果没有科技的推进，它们几乎可以永远自洽。

　　但科技的发展要求人膨胀自己的私欲、渴望，发挥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本人治的本质。不被禁锢的人性才能发挥出令人咋舌的巨大光芒，当然，后来变成“不被禁锢的积极向上的人性”，后世美国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西方的文人精神，无不由此中心而来。

　　儒学终于被推翻了——它也确实该被推翻，但中国人的根子上有着太多儒家的烙印，以至于后来旧文化被统统推倒新文化未生时，有着太多的阵痛。而后世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依旧与西方存在太大的差异。

　　国人分析事物的方法是由整体到部分的，而西方的科学分析法则由部分到整体，这就是所谓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的核心。但由整体到部分，首先需要一个成型的整体，若没有，则只能想当然。而由部分到整体，则只需要严格的逻辑拼凑，不管最后的整体是什么样，总之都可以动起来。这导致了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整体差距。

　　而在社会基础上，西方的自由精神核心在于先讲理，也就是说，先规定每个人有多少的权利，而后厘定美德，譬如说一艘救生船眼看载了太多人要沉，有人还要上来，你可以将他推下去。这是道理，无人指责，理所当然，你若冒着生命危险依旧救他，这是美德。而在国人方面，首先厘定太多太多的美德，你应该退让，你应该不争，你应该如何容让地对待他人，让社会和乐融融，哪怕规定社会权利是一，每个人也永远只能得到零点七，每个人另外的零点三去了哪里，它们则往往被那些不愿意容让也不在乎面子的人掠夺一空，于是永远只有善人或想做善人者被指责，至于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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