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情为何物，难舍，难再复
已经三天了，我在焦虑中度过了三个不眠的夜晚。
仍然没有印钟添的任何消息，不知道他接受怎样严酷的审问，不知道他是否已经为别人承担下了所有的罪名。
检察院，法院，市政府……上上下下有点关系的人我都找遍了，统统千篇一律的回答，像串谋过一般：放弃吧！这个案子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死刑！
死……那个前不久刚执着一枚钻戒说要陪伴我一生一世的男人，要被剥夺去生存的权利，我怎么可能放弃？！
“不！我不会放弃！我相信他是无辜的，我一定要救他，不管花多少钱，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对律师事务所的陈律师说。
我是一个医生，我的病人不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我都不会放弃，更何况印钟添——那个在我最艰难的时候，陪我走过来的男人！
“能交出部的赃款吗？如果能交出来，有机会改判无期。”
赃款？那可是上亿啊。我捏着□□的手心浸满了汗。
这张卡里存着我这几年的部积蓄，二百万，加上我正挂在中介出售的房子和家当，也不过三百多万。
我有些急了。“他根本没有贪污那些笔钱，我怎么拿？！他根本没有罪，为什么要判他死刑？！法律是干什么的？”
“有没有罪不是说的算，也不是我说的算，那要看印秘书自己怎么说！”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万一印钟添一时糊涂自己认了罪，谁都救不了他。“陈律师，没有别的办法吗？”
陈律师无奈地沉吟良久。“要不去上面疏通疏通吧，在北京有关系吗？”
是啊！南州市副市长的秘书因贪污巨额建设款被抓，副市长也被隔离审查，难辞其咎，大家避之唯恐不及，谁敢趟这趟浑水，简直是不要命了。
也许，真的只有上面的人有办法。
……
到了北京，几经辗转，仍求助无门。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我意外地和一个不肯透露真实姓名和职位军区的干部联系上了，中间通过了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同事，绕得远了点，但绝对信得过。
我和他约在一个僻静的茶楼见面，只见他大概四十左右的年纪，穿着便装，举手投足还是透露着军人的正统。他看来体型已略显发福，没有居高临下的霸气，不太像什么高层的干部。
我暗自有些失望。
“就是薄冰？”
“嗯。”我点点头，把手中的资料双手递给他。
他一边喝茶，一边看完我的材料之，不时陷入沉重的思考。
“这个案子还有希望吗？”
他抬眼，一双精明的眼从银框的眼镜背后细细的端详着我。“有点难办，证据确凿，但……”
这一个“但”字，是我连续一个多月里听到的最美妙的词。“但？您的意思是……”
“也不是完没有转机。如果能往深了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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