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和意而结成的，民族主义太过强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梁总长说的国家至上的观念，这会有损于个人之自由。”

　　梁启超反驳说：“现在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国家与国家正在竞争，身处这一时代的中国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还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国家。今日中国遇到的泰西各国，与古代的帝国不同，昔日亚历山大查里曼拿破仑等，虽然也是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诸国。但那时，他们都是出自个人的野心，那时被侵略国恃一二英雄就可以与之匹敌。今天则不一样了，侵略者表现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对付今天的帝国主义，必须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铸造此等意义上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

　　李经述想了想，站起来说：“容议长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国家不能过分限制个人之自由。但我觉得，梁总长的话也有道理，现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野心不死，世界大战不久就会爆发，中国得抓紧时间制定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未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如今国土广袤，民族主义之国策，还是需要的。”

　　内阁总理盛宣怀站起来说：“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执政以来，鼓励民族商业的自由发展，才有今日中国经济之成就，如今，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再实施两个五年计划，经济总量肯定能超过德国。”

　　“这里面有盛总理的功劳”李经述说，他刚松了一口气，容闳和梁启超又吵了起来，因为梁启超接着说：“立国的基础，就是要尊孔，在于发扬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只有这样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径，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其长期积淀的民族道德伦理教条。中国正处于一个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崩溃，而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如果此时将西方的民权和宪政制度强行搬到中国并加以实行的话，必然会落空。”

　　这话让容闳大吃一惊，他觉得梁启超是在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站起来大声疾呼：“中国传统的那种女人裹小脚的奴性道德如果不改，中国断然难以实现工业化。”

　　梁启超摇摇头，解释说：“我并不是认为道德伦理是不可改变的，我的意思是将传统道德伦理看作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站在社会大众的水平上来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像某些理想的自由主义的道德家只谈论民众应该如何。凡一个社会，必有其公认之道德信条，由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熏染，深入手人人之脑海而与之俱化。如是，然后分子与分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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